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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9-18 16:28:05
在繁复密集的古典意象与家国忧思背后,是流沙河与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一段文字之交。许多人知道他与余光中的这段交往,但却未必了解流沙河的诗作。1956年,在作协第三期文学讲习所结业回川的火车上,流沙河写下一组名为《草木篇》的小诗,发表在1957年元月他参与创办的《星星》诗刊创刊号。然而,流沙河的新诗写作并没能维持太久。诗人翟永明,小时候曾经和流沙河的前妻何洁住在一个院子,还与他的女儿一起玩耍。

「爱博体育信誉」诗人流沙河逝世:许多人知道他与余光中的交往,但未必了解他的诗

爱博体育信誉,本文刊载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9年第48期,原文标题《流沙河,诗里的那只蟋蟀飞走了》,严禁私自转载,侵权必究

记者/艾江涛

比起“著名诗人”“文化学者”等头衔,流沙河更接受的身份是“成都文人”(ic photo供图)

诗海沉浮

消息传来,11月23日下午3点45分,88岁的诗人流沙河,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十多天前,原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何世平还去医院看望过罹患喉癌的诗人,老人拉着他的手,用很小的声音说:“北新街44号,几十年过去了,真像一场梦呀!”北新街44号,是何世平曾工作过的《青年作家》编辑部地址,流沙河的《锯齿啮痕录》《庄子现代版》最先在这本杂志连载。谈着旧事,何世平还安慰他,等他病愈后,要接着完成注解《易经》的夙愿。

许多年轻人通过选入中学课本的《就是那一只蟋蟀》《理想》等诗篇,知道流沙河的名字。“就是那一只蟋蟀/翅膀响拍着金风/一跳跳过了海峡/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/落在你的院子里/夜夜歌唱/就是那一只蟋蟀/在《豳风·七月》里唱过/在《唐风·蟋蟀》里唱过/在《古诗十九首》里唱过……”在繁复密集的古典意象与家国忧思背后,是流沙河与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一段文字之交。

许多人知道他与余光中的这段交往,但却未必了解流沙河的诗作。

流沙河原名余勋坦,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写作时,给自己起的笔名叫“流沙”,后来发现已被人用,遂改为“流沙河”。有趣的是,后来他的身份证名字也被登记为“流沙河”,真名反而从此不显。

1949年秋天,当18岁的流沙河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工系时,他像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,渴望进步,喜好文艺。在80年代出版的《流沙河诗集》前言自传中,他回忆自己“入学后不去听课,只写东西,结交校外的文学青年”。在成都解放前夕,年轻的诗人带着对旧时代的告别与新时代的向往,写下一首《告别》:“江岸/黑暗的边沿/渡口/光明的起点//别了/朋友/哪天出了太阳/哪天就能见面//死亡的/快要死亡了/新生的/走向胜利的明天。”

受到当时《川西日报》副刊主编、山西作家西戎的赏识,流沙河索性放弃学业,直接到报社工作。“他当时已经出版诗集《农村夜曲》,还与四川作家茜子合写了中篇小说《牛角湾》,影响还是很大,才有机会参加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培训班。”西华大学副教授王学东告诉本刊。他正在撰写一部关于《星星》诗刊的长篇专著,为此调查了大量相关文献。

1956年,在作协第三期文学讲习所结业回川的火车上,流沙河写下一组名为《草木篇》的小诗,发表在1957年元月他参与创办的《星星》诗刊创刊号。这组以草木言志、寄托一时感兴的短章,题旨正是篇头所引白居易的两句诗:“寄言立身者,勿学柔弱苗”。比如对于白杨,流沙河这样写道:“她,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,孤零零地立在平原,高指蓝天。也许,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。但,纵然死了吧,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!”

谁也没有料到,这样一组看起来略显平淡的短诗,却让流沙河与《星星》诗刊受到批判。很快,他和编辑部的几个同事都被打成“右派”。年轻的诗人被开除公职,留在省文联大院接受监督劳动,扫地,烧水,拉车;后来,又被派到省文联图书馆资料室协助工作。“文革”开始后,流沙河被押解回老家接受劳动改造,拉了六年大锯,又钉了六年包装箱。

在漫长的“右派”生涯中,流沙河并没有放下诗歌。据回忆,他曾写下长诗《三人行》《秦火》《曹雪芹》,可惜这些诗稿都没能保留下来。1979年10月,当流沙河被平反,返回刚复刊的《星星》诗刊时,已是47岁的中年人。像许多“归来的作家”一样,能够再度写作的他兴奋不已,接连写下《梅花恋》《故园六咏》《草木新篇》《草木余篇》等诗歌。在诗歌《归来》中,他既写下回归过去生活的感慨:“我回来了,我回来了,/我活着从远方回来了,/远得就像冥王星的距离,/仿佛来自太阳系的边缘//我噙着泪水悄悄地回来了,/在这霜晨,幸好没人瞧见。/我回来只为了看你一眼,/当初我住过八年的房间。”

然而,流沙河的新诗写作并没能维持太久。在1989年完成《了啊歌》之后,他告别新诗写作,转向对古典文学的研读。只是,转变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?

晚年接受采访时,流沙河说:“我早期写诗,到1957年之后基本上就停了。进入70年代末,我又开始写了,我的绝大部分诗,我跟你说,都是宣传。我把太多的热情放到宣传里边去了,我想要用诗歌宣传很多东西……1990年,我万分悔恨,我说我这一辈子都还在错,我就赌咒发誓离开诗歌了,我去搞我自己热爱的事情。我不写诗,实际上有很大的自我谴责的成分。”

《星星》与“余光中热”

位于成都市布后街二号省文联大院内的《星星》诗刊编辑部,是流沙河曾经寄托过最多热情的地方。经历了1957年创刊不久后的批判后,《星星》诗刊在1960年停刊,直至1979年10月正式复刊,很快成为与《诗刊》并立的重要诗歌发表园地。

诗人翟永明,小时候曾经和流沙河的前妻何洁住在一个院子,还与他的女儿一起玩耍。她回忆起80年代初的流沙河,刚从四川金堂老家调回作协,正处在一个创作的高峰期。“当时《星星》诗刊,是全国比较重要的诗歌刊物,也比较开放。除了副主编流沙河,还有主编白航,另外一位副主编陈犀,他们思想上很开放,经常发表年轻人的诗歌。”翟永明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。

翟永明的早期诗歌《童年记事》等,正是首次在《星星》诗刊发表。比之更早,顾城那首著名的《一代人》也在《星星》诗刊发表。

“流沙河在80年代首先介绍了台湾诗人诗歌,他那会儿编了一本《台湾诗人十二家》,我印象很深,后来我们知道的台湾诗人都是他最早介绍过来的。”翟永明说。在80年代,对许多像翟永明一样开始写诗的年轻人来说,是流沙河最早引荐的台湾现代诗歌,影响深远。

据流沙河夫人吴茂华回忆,1980年初夏,香港《天天日报》副刊编辑刘济昆给流沙河寄来《当代十大诗人选集》等三本台湾出版的诗集,并在信中劝他读读台湾现代诗,为两岸诗艺交流搭建桥梁。起初,流沙河不以为意,但随着阅读的深入,他逐渐喜欢上了那些诗歌。1982年,流沙河在《星星》诗刊开始系统介绍台湾诗人,一年下来,推介了十二位台湾诗人,并在次年出版《台湾诗人十二家》。

自此,四川诗人流沙河与曾在重庆度过少年时代的台湾诗人余光中,书信往来不断。1982年,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说:“在海外,夜间听到蟋蟀叫,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。”为信上的话触动,流沙河写诗作答,《就是这一只蟋蟀》。

在后来出版的《余光中一百首》中,流沙河自称成了“余迷”,言谈之中颇为谦抑:“写诗我也落伍,愈看愈丑。丑女嫁不脱,改行当媒婆,不以明智乎?”

余光中则回应:“流沙河是蜀人,我因抗战岁月在四川度过,也自称是‘川娃儿’。流沙河本名是余勋坦。他赏识我的诗,当然不是因为同乡又兼同宗之谊,不过这种因缘也添了巧合之喜。蜀人最擅‘摆龙门阵’,流沙河逢人说项,竟然像说书人一样,在大庭广众之间开讲起我的诗来。言之不足,继又宣之于笔,先后出版诗话三卷,开头两卷还是杂话,到了《余光中一百首》,索性单话我了。”

可以说,大陆后来掀起“余光中热”,流沙河功不可没。作为知音,余光中也以独到的眼光,发现了流沙河以“摆龙门阵”的方式漫谈诗歌的才华。只是随后,他漫谈的对象从新诗转移到了《诗经》《庄子》《古诗十九首》《唐诗》等传统文学经典。

文化“龙门阵”

熟悉流沙河的人,都知道他是一个好玩的人,谈吐之间随处可见机锋与性情。90年代初,流沙河与一群文友到青城山游玩避暑。人群中,流沙河嬉笑怒骂,最为活跃,同坐的诗人邵燕祥把他夫人吴茂华拉到一旁说:“在当今作家文人中,你家夫君读书杂多,随口说出来的零金碎玉都很有意思,让其随风而散就可惜了,你何不记下留与后人呢!”于是便有了吴茂华后来整理的《草木之秋:流沙河近年实录》。

在这本书中,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90年代中期,在一次诗歌会议上,有位诗人抨击台湾诗歌:“什么台湾诗人了不起,我看十个台湾诗人都当不得一个大陆的诗人!”众人愕然之际,流沙河淡然说道:“一以当十,打架肯定赢!”

在随笔《这家伙》中,流沙河用文字画了一幅自画像:“这家伙瘦得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秋风里。别可怜他,他精神好得很,一天到晚,信口雌黄,废话特多。他那鸟嘴1957年就惹过祸了,至今不肯噤闭。自我表现嘛,不到黄河心不死。”

从2009年起,流沙河在成都市图书馆开始固定讲座,多年从未间断,成为成都人心中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在李劼人纪念馆工作的张志强,经常去那里听讲座,他告诉本刊,“好几百个人的座位很早就被占满了。有退休的老人,舞蹈家,研究员,听众里面各个阶层的人都有。沙河老师讲起课来非常用情,在解读唐诗的时候,他能把唐人的生活,与现实生活做一些连接,通过想象力描述出来”。

流沙河对古代文字与典籍的兴趣,来源于1957年被打成“右派”之后。由于无法继续写作,只能读书。从《庄子》《诗经》,到《文字蒙求》《说文解字》,还有“甲骨四堂”郭沫若、董作宾、罗振玉、王国维等人的著作,在文联的旧书库中,流沙河找到了自己后半生的寄托。

得益于那段时间如痴如醉的学习,流沙河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字、古文学基础。他曾经不无自得地说,与前辈学人相比,自己的优势是有幸到社会底层,什么活都会干。在解读古代文化时,他因此每每加入自己的劳动生活感受。

如谈到“尺”字,流沙河说:“《说文解字》把它分为‘尸’和‘乙’,说了半天没说清楚。我在乡下拉大锯,丈量木版的尺寸时,不是用尺子,而是用手,拇指和食指叉开为一卡,刚好五寸;今天的五寸,相当于周代或战国的一尺。湖广土话,把‘吃饭’说成是‘qia’饭,这下我就有了新发现。所谓‘尺’字,并非文字专家所讲,是‘尸’和‘乙’组成的合体字,而是一个象形字,像用手比量之形,那一撇一捺,便是伸开的拇指和食指。”

但对近年来不断升温的国学热,对古代典籍研究感兴趣的流沙河却有清醒的思考。

他认为首先要“循名责实”,搞清“国学”的含义。他曾撰文说,最初见于《周礼》的“国学”,是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,到明清两代,各县文庙中的学校也叫国学。在乾嘉汉学的传统中,国学则指作为读书人门槛的包含文字学、训诂学、音韵学在内的“小学”。清代之后,国学的概念逐渐被国文取代。“在这个时候,要把国学变成一种思想就更不行了,因为这个只是国文,是让学生学会文字,不是专门关于道德修养的。”

他直言反对把《弟子规》拿去给小娃娃当做国学硬灌下去。“现在把一些很古老的对学生的要求提出来,像《弟子规》那种,说实话,迄今为止我一句都没有读过,不但我没有读过,跟我同一个时代读书的人也都没有读过。”

对流沙河的古代文化研究,也颇有一些严肃的学者提出质疑。然而,就像写诗一样,他不缺乏自省。一次,夫人吴茂华饭后和他闲聊:“听北京邵燕祥说,在当今作家群里,你算是读书多的一位。你自己怎么看?”流沙河说:“我自己拙,比起学富五车的人差得远。这几十年里文坛培养了一大批低文化作家,如周围的什么专家、著名诗人等,才把我烘托得有学识。矮子里充高子,不亦悲乎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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